月份:2019年5月

Home / 月份:2019年5月

  教师给学生一个有“根”的数学,让学生的学习触及数学学科的本质,以“再发现”的方式让数学思想根植于学生的数学学习。渗透数学思想已成为培养学生数学素养的核心教学目标,因此,使学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发现获得新的数学知识、技能、方法及思想,成为一个“具有数学思想和眼光”的人是当前教学的重点。 
  关键词数学思想;教学策略;渗透 
  中图分类号 G6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7-968(217)2-1-3 
  多年来,“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一直是我国数学课程的目标,《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11年版)》总目标部分明确出“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能获得适应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数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 从“双基”到“四基”,一直隐藏于“冰山底部”的数学思想得以凸显,这既是课程目标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时代进步的需求,也是对广大教师的课堂教学改革出的求。孙晓天教授指出“这是在数学课程目标完善方面迈出的重一步,是我国数学课程改革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的重标志。” 著名数学家张景中说过“小学生学的数学很初等,很简单。尽管简单,里面却蕴含了一些深刻的数学思想。” 由此,渗透数学思想应成为小学数学教学的具体目标,教师给学生一个有“根”的数学,让学生的学习触及数学的本质。以“再发现”的方式让数学思想根植于学生的数学学习理应成为数学教师的研究课题。 
  数学思想是对数学知识、方法、规律的一种本质认识,具有概括性和普遍性的特点,是数学方法的灵魂。教师挖掘、炼隐含于教材中的数学思想,凸显数学思想,让学生经历感悟、体会、经历、发现、创造等学习的过程。 
  一、以数学思想作为引领教学的根本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11年版)》把数学思想列为“四基”之一,对此,在关注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教师把数学思想作为引领教学的根本,让教学彰显数学思想的力量。 
  1. 以数学思想引领教学目标 
  目标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很多教师始终把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作为课堂教学的唯一目标,只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确定教学思路,教学的核心是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训练。当我们把视角从陈述性知识转向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把教学的重點转移到关注数学思想,注重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时,就更多地考虑如何抽象、推理、建模、应用。有了这个意识,教师在教学中自觉研究和挖掘数学知识中蕴含的数学思想,主动从数学思想的角度分析教学内容,精心设定教学目标和设计教学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目光聚焦到学生,聚焦到如何将数学思想蕴含在教学之中。作为教师,我们有数学思想的理论知识,通过学习与实践,明晰数学思想的特征、内涵及教育价值,把握教材中主的数学思想,创造性地从数学思想的维度分析教材、设计学习活动。只有在理解和掌握数学思想方法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在教学目标中加以明确描述,才可能在教学中全面落实“四基”的教学目标。因此,读懂教材中的数学思想,是教师必备的素养。 
  2. 以数学思想发展学生思维 
  传统的数学教学注重数学思维活动,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为核心,课改后的数学教学虽然目标变得更为多元化,但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仍然是数学教学的核心目标。孙晓天教授指出“学生在探索、挖掘和发现的过程中产生的思维活动,就是数学思想的再现。”让学生的思维活动具有一定的“含金量”,教师就有意识地围绕数学思想来展开教学,并让隐性的数学思想逐步浮出“水面”,变得鲜亮起来。教师紧紧抓住“数学思想”这个主线,探究渗透数学思想的策略和方法,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亲历知识的再创造和再发现的过程,让学生经历数学思想重塑的过程,让学生透过现象触摸到数学的本质。因此,教师除了有意识地让学生感悟一些数学思想,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本质的理解,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外,还让学生在数学知识的应用中和数学思想的感悟中,逐步发展数学思维,从而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3. 以数学思想引导评价标准 
  对一节课的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评价组织形式和呈现方式,不能把是否“标新立异”作为评价一节课好坏的标准。一节数学课的“亮点”在何处?从数学教学角度讲,一堂课往往新就新在思维过程上,高就高在思想性上,好就好在学生参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思想深度的课,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日本数学教育家米山国藏曾说“不管学生以后从事什么工作,那种铭刻于头脑中的数学精神和数学思想方法,将长期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重作用。”可见,数学思想的教学在数学教育中具有重作用。 
  二、小学数学思想的教学策略 
  弗赖登塔尔反复强调学习数学的唯一正确方法是实行“再创造”。作为教育内容的数学知识,都是“现成”的,但这只是对成人而言,对小学生来说,一点都不“现成”,每一个都值得探索,每一个都是一块值得挖掘、孕育着发现的“土壤”。 
  1. 深入挖掘蕴含数学思想的课程资源 
  数学思想以教材为载体,而教材是实现课程目标、实施教学的重资源。教师善于把教材改变为“学材”,从学生的角度重新组织学习材料。好的“学材”并不是数学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将数学精神、思想和方法蕴含其中。经过十多年的课程改革,教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当前的教材,不但呈现了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和应用过程,也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思想。教师将“学材”中蕴含的数学精神、思想和方法充分释放,让学生能够感受数学的魅力。可以发现,同样的教材,教师对其数学思想、智力因素挖掘的程度不同,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思维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 
  新教材(以苏教版国标本教材为例)注重贯彻落实“四基”目标,在夯实“双基”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例如,一、二年级的教材主利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关系,解决与常见的量有关的简单实际问题,其中蕴含了分类、归纳、比较、模型、对应、推理、符号化、假设、类比等数学思想。又如,三年级的教材安排了“解决问题的策略”单元侧重学习从条件想起、从问题想起、列表、画图、列举、转化、替换等策略,着重渗透抽象、归纳、推理、模型、转化、数形结合等数学思想。
 2. 凸显数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数学课程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论是数与代数,还是图形与几何,抑或是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等内容,都蕴含着数学思想与方法。比如,用方程的方法解题,就蕴含着方程思想;把实物抽象成字母或符号表示,就蕴含着抽象、模型等思想;借助实物图、示意图、线段图等图形来解决问题,就蕴含着数形结合思想……教师从承载着概念、公式、法则、定律等的例题中挖掘数学思想,也注意挖掘习题中的数学思想,还有意识地选择一些蕴含数学思想的题材作为补充。因此,教师只有抓住显性的数学知识和隐性的数学思想这两条主线,设计好每节课的学习活动,让学生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触及、感受数学思想,体验和经历数学思想形成的过程,才能让数学基本思想扎根于学生的心灵和头脑之中,并成为一种意识、观念和素质,为学生将来的学习和生活服务。 
  如教学“1”时,多数教师会结合计数器、点子图、小棒等直观教具或者实物,让学生认识到“9添上1”是1后再进一步学习1的组成及加减法,很少引导学生思考1与前面学习的~9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隐含了一个非常重的思想方法——数学抽象,因为1这个数不仅是对任何数量是1的物体的抽象,还具有重的转折意义——十进制计数原理,然而,多数教师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回顾与反思来完善原有的认知结构,帮助学生感悟这些数学思想的内在魅力和作用。 
  3. 引导学生数学地思维 
  基于小学生认知能力和思维水平发展的特点,教学数学思想时,不能抽象地告诉学生将学习的是什么数学思想,必须以“再发现”的方式让学生习得,教师给学生这种再创造的“工作”创造条件,而不是把现成的知识、思想灌输给学生。让数学思想真正贯穿于学生学习、发现、创造的全过程,让数学思想根植于学生的学习,使得学生能通过自己的发现获得新的数学知识,在经历探究的过程中领悟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的来龙去脉。 
  如教學“用数对确定位置”时,可以创设“打地鼠”的问题情境,通过你说我打,自己确定位置,自主建构数学规定等一系列活动,让学生通过观察、思考、碰撞、辨析,感悟确定位置的三素“原点、方向、单位”,自主建构类似数轴、直角坐标系等一维空间、二维空间,甚至三维空间上的统一规定。这种自我建构知识的过程是那么鲜活和敞亮,学生不仅体验到“一一对应”的数学思想,还感悟到数形结合、函数等数学思想。 
  三、小学数学思想渗透的阶段性认识 
  根据小学生的年龄及认知特点,引导他们在数学活动中体验数学思想,必须防止“贴标签式”的渗透,以及生搬硬套的应用。在小学阶段,数学思想的渗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启蒙阶段、形成阶段和应用阶段。 
  1. 启蒙阶段在活动中体验 
  数学思想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在低年级时,教师有意识地把抽象的数学思想一点一滴地融入具体的数学知识中,通过观察、操作、思考等活动,比如,用三角形、正方形等图形来代替一些实物,从实物直观到图形直观,再到符号直观,引导学生经历数学化的过程,让学生初步感受符号化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和“一一对应”思想。 
  2. 形成阶段在探索中感悟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相关的知识经验会逐步增加,教师就可在适当的时候明确出一些数学思想,使学生初步理解这些基本思想,并能将其应用到探索新知的活动中来,这是理性认识的开始。如教学多边形的面积计算时,在学生掌握了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的推导方法后,教师适时对探索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时运用的转化思想进行介绍,这样,在后续教学三角形、梯形的面积公式时,就能让学生利用转化思想进行探索,学生就会对转化思想的名称、内涵有一定的了解。 
  3. 应用阶段在发现中内化 
  高年级的学生已经熟悉和掌握了一定的数学思想,这时教师做的就是强化以及培养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熟练运用数学思想的能力,让学生不仅知道用什么和怎么用。如,学习圆柱的体积计算时,学生通过类比,能够想到将圆柱转化为长方体后再推导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这时,教师就进一步引导学生通过切、拼找出图形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操作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对转化思想、极限思想的认识不断得以升和内化。可见,数学思想的教学,超越冰冷的形式演绎体系,联系数学文化背景,能够触及学习者的灵魂,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教学的真正目的。数学思想与方法需炼,内容阐述在前,思想方法炼在后,数学思想方法理还应成为每个章节和每个单元“小结”的主题。 
  因此,教师关注数学思想,给学生一个有“根”的数学,使学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发现获得新的数学知识、技能、方法及思想,在探究发现的过程中领悟数学的真谛,从而成为一个“具有数学思想和眼光”的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九年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11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12. 
  2 孙晓天.关于数学基本思想的若干认识与思考J.江苏教育,212(12). 
  3 张景中.感受小学数学思想的力量——写给小学数学教师们J.人民教育,27(18). 

  

 寻衅滋事罪是多发性犯罪,现行刑法对该罪的客观件作了较为详细的列举,《刑法修正案(八)》对其进行了完善。在诸多因素作用下的案件往往呈现出复杂性和多重性,导致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较大分歧。因此,系统归纳总结该罪的客观方面是促进该罪更加明晰化、标准化的重途径,同时也是正确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步骤,从而为司法实务供更加有利的帮助。 
  关键词寻衅滋事;随意;恐吓;纠集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95-4379-(218)2-124-2 
  作者简介赵德刚(1964-),男,湖北鄂州人,法律硕士,湖北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全国公安高等教育教学名师,长期从事刑事法学教学和研究;张琨(1994-),女,江苏徐州人,法学学士,苏州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在读。 
  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3)强拿硬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寻衅滋事的解释,是指无中生有地招惹是非,引起争端。当然,从法条中可以进一步看出,寻衅滋事罪是指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虽然从定义中完全可以看出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但仅凭上述定义仍然无法准确认定。于是,2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结合司法案件中的具体情况,在《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的规定中明确定义寻衅滋事罪。例如,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行为人实施的该条所禁止的行为,按寻衅滋事罪论处。目前寻衅滋事罪作为口袋罪,与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行为存在一些联系。针对行为人因邻里或者家庭等矛盾实施该法条所规定的行为,司法实务中往往将寻衅滋事罪作为兜底罪名适用。接下来具体分析五种客观表现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随意”作为构成件素,侧重是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行为人是无缘无故地殴打他人,还是有明确的目的性只是殴打行为本身具有随意性?理论界一直都存在争议,目前无论刑法学界还是司法实务都不存在清晰明确的标准。从寻衅滋事罪的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该罪经历了从流氓罪中分离出来到逐渐演变为今天所谓口袋罪的一个复杂过程,对该罪的争议是必然存在的。其实简单点讲,“随意”就是随便、任意,但是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而应从实质上去把握。首先,该罪作为扰乱公共秩序罪中的一个罪名,加之对该罪的客观方面有“情节恶劣”程度限制的求,在司法实务中对无缘无故地去殴打他人的情形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其次,事出有因殴打他人,从哲学上是有果必有因的体现,是人之常理,例如因微不足道的小事为借口殴打他人及依人们的常识且有证据证明的那种事出有因的殴打行为都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但对于无法证明的原因,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被忽略。坚持主客观分析原理,当然不能否定殴打行为本身的随意性。实务中需根据行为人殴打的暴力程度、殴打次数等进行综合分析。其实如果利用双重置换原则,即将行为人当成另一个正常理性人,观察他是否会实行该殴打行为。若答案是肯定的,则认定行为人不是“随意殴打”,否则就是“随意殴打”,这一方法便于案件处理。无论如何,从该罪的立法目的出发,只其行为不符合社会公认的公序良俗,加之达到情节恶劣程度就可认定其构成寻衅滋事罪。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追逐、拦截”完全可以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即以妨碍他人行动自由为目的。通常是以暴力或者威胁的方式妨碍他人停留在一定场所、阻止他人转移场所。这里的“辱骂”,针对不特定对象给予严重轻蔑的感情色彩。在司法实务中,辱骂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谩骂。“恐吓”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一种寻衅滋事行为,但“恐吓”一词多次出现在刑法分则中,针对“软暴力”、“冷暴力”现象逐年增加,这里的“恐吓”可以理解为,挟他人、实施精神压制以寻求行为人精神上的刺激。恐吓行为比较常见,往往表现为行为人以强势手段使他人产生心理上的压迫力、恐惧感,从而满足空虚心理,但是并不求被害人内心实惧质恐。显然,正确认定“恐吓”行为非常必。首先,我们排除的是因矛盾而产生的恐惧,因为矛盾是双方之间的,一般对社会秩序不会产生恶劣的影响。但对于无理恐吓完全可以认定为是此款规定中的“恐吓”;其次恐吓行为必须结合情节恶劣进行综合判断,至于情节恶劣,其求程度比第一款中的求稍微缓和一些,但判断方法类似,不再赘述。 
  三、强拿硬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这里的“强拿硬”必须求违背他人意志,强行取得他人财物,但不需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从对“轻拿硬”的解释中完全可以得出,强拿硬与抢夺罪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区别于抢夺罪得从以下两点把握。第一,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强行回被别人非法占有的财物或者强行拿走别人的财物用于抵债,显然不能认定为“强拿硬”;第二,对于“强拿硬”行为必然包括暴力、胁迫方式,对该方式所达到的程度,绝不能超越抢劫罪或者抢夺罪的限度。“任意毁损公私财物”,在实务中也是一个判断难题,因为它与故意毁坏财物罪有些相似之处。但寻衅滋事罪的该款规定重点强调得是行为的无合理理由性和公私财物的使用价值的减少或者丧失的不合理性,这也恰恰体现是“任意”的本质,也是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根本区别。但如果有正当合理的原因,则不能评价为“任意”。这里的占用公私财物中的占有区别于侵犯财产型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含义更加宽泛,只求具有不正当性,侵犯财产法益程度明显低于财产型犯罪。
 从《解释》第4条规定中可以明确得出“情节恶劣”的标准。例如强拿硬公私财物价值1千元以上。如果造成被害人人身权利受损,也可能属于“情节恶劣”,因为“强拿硬”的行为本身就具有人身危险性。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很多学者认为不能将寻衅滋事罪的外延宽泛化,无疑对于公共场所的认定严格限定。但这并不影响对起哄闹事行为的处理。判断是否起哄闹事关键是看该行为是否具有煽动性、蔓延性、扩展性。在司法实践中,起哄闹事类型的寻衅滋事罪是任意的共犯数人共同起哄闹事的行为大有存在,但本罪条文中并没有对以数人共同实施起哄闹事行为进行明确规定。 
  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和前三款中情节恶劣的根本出发点都是判断行为是否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如何认定公共场所秩序是否严重混乱?无非从行为人,案件起因、具体发生地点、时间等因素着手。除此之外,如果发生在机场、宾馆、银行、商场,那么秩序维护者也是一个重考虑因素。例如,行为人是在公共活动开始时起哄闹事,还是在公共活动结束时起哄闹事,行为是导致公共场所的少数人不能从事正常活动,还是导致公共场所的多数人不能或者难以从事正常活动,这些因素对于定罪量刑是至关重、不可忽略的。 
  五、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 
  这里的行为人可以理解为纠集人,而他人是否应当达到具有刑事责任年龄,理论界也存在争议。如果仅理解被纠集人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那么对司法实践中纠集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情形就不能适用该条款,相关案件就纳入评价体系中。现在暂且不考虑“他人”的范围,因为本罪所保护的法益是社会秩序或者公共秩序,但凡严重破坏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就可以认定行为人触犯该罪名。从生活经验就可以得出,“多次”就是三次以上。但是,在刑法规范中,第一有必对寻衅滋事罪在“多次”的标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第二,若从行政刑法理论角度分析,程度判定有时候是决定案件由刑法调整还是由行政法调整的因素,有必对次数认定精细化。第三在实务中应当累计计算寻衅滋事的次数,避免重复评价。 
  至于何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目前尚无司法解释予以规定。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明确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中的“前款行为”,并不需每次行为都满足本罪的构成件,只将这些行为的情节简单相加根本无济于事。其次,分情况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进行讨论,第一如果纠集实施的前款行为属于同一类型行为时,司法人员只需判断这些行为是否达到“情节恶劣”,是否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二是如果是不同類型行为,则处理方式稍微复杂一些。其一是不同类型的行为均构成犯罪且造成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另一种情形是事实内容、行为性质相同,但是实施的行为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为避免罪刑不当,可以将重行为规范评价为轻行为。司法实务中,这种处理方式能够使案件得到很好的解决,更好地起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作用。 
  特别需说明的是,一些网络大V因在微博上发表言论等类似的网络造谣行为而被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这就引发学界对在信息网络环境下寻衅滋事罪的正当性问题。213年“两高”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正是顺应信息网络发展、解决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等新问题的体现。但是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点是信息网络是不是公共场所?司法解释却没有进一步明确二者各自存在的特征、区别。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对“公共场所”的解释应该符合信息社会变化的求。曲新久教授从公共空间属性及信息网络环境下虚假虚假信息的危害性得出结论,即信息网络是公共场所。不可否认,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信息网络联系非常紧密,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社会公共秩序的重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在信息网络上编造虚假和传播虚假信息,符合“起哄闹事”的特征,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完全符合刑法第293条规定的“破坏社会秩序”的求。 
  本文通过以《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为基本点,力图从整体上把握该罪设置的本质,分析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得与失,为实践中更好的适用该罪出建议。 
  参考文献 
  1张训.口袋罪视域下的寻衅滋事罪探究J.政治与法律,213(1). 
  2董芳.寻衅滋事罪若干问题探究J.法制与经济,21(1). 
  3潘霞.论寻衅滋事罪中“纠集他人”的含义J.法制与社会,212(3). 
  4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7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16. 
  5曲新久.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刑法解释N.法制日报,213(9). 
  6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5. 
  7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上篇)J.政治与法律,28.
 

  

  县城政府治理在追求自身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间、执行中央决策与现实基础之间、完成经济目标和维稳目标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一旦治理出现失误,就 很容易成为各种冲突与矛盾的爆发处、“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目前,县级地方政府一方面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导致我国县域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另一 方面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又导致县域政府治理的进一步弱化。正是由于县域政府治理和群体性事件的紧密关系,使我们试图从解决县域政府治理困境这一角度入手,来 寻找解决县域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县域政府;治理困境;群体性事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13)3-28-4
在我国,县域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其县政也是地方治理以及权力运作和政策实施的交汇点,同时又是直接面对民众的地方决策中心。县域政府治 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广大民众的现实利益。此外,县域又是地方治理中最为脆弱的区域。县政是县域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也是县域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直接关系 到地方治理的成败,也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部位。近年来,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大部分群体性事件都发生在县域,从贵州瓮安事件、重庆万州事件、湖北石首 事件再到212年发生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等等,相较其他区域,县域群体性事件暴力程度、影响力与破坏力更大。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表面上看,是由于利 益失衡与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的民众维权事件,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县域政府的治理困境。
一、县域政府治理的困境
(一)有限的“可利用资源”与无限的“经济的发展指标”的困境
在我国,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一切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的宣传口号。县域作为发展经济的主承 担者,从中央到省市再到县,经济发展的任务被逐级分解到各个县域;从“口号”转化成了硬性的发展指标,并成为考核县级官员的最重指标。经济发展的硬性指 标也就转化成了影响县域政府官员“仕途”的“政绩”。但实际上,县域可利用的资源非常稀缺,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缺乏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大多 数县域将发展经济的着眼点和主精力放在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上,越是落后的县域越迫切发展工业。因为缺乏区位、资源等优势,其招商政策也就更加优惠,甚至 可以破坏环境,不交任何税收。一些县域政府采取简单的强制性手段,通过破坏生态环境、出卖土地等来换取所谓的“政绩”,以获得上级青睐和升迁的机会。
然而,在整个行政体系中,只有县域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而上级政权只是监督实施,也就是说,只有县域才有可能直接创造政绩,而上级的政绩则 依赖于县级政绩的依次传递。县域无法达成经济发展指标,上级政府也会受到牵连,所以上级对县级的监督具有局限性。比如县域政府之所以可以采用强制执法来 征收农民土地,实际上背后有上级领导的默许。
(二)有限“财权”与无限“事权”的困境
1994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在县级财政方面,按照现行的中央地方分税体制,税收分成的75%归中央财政,县域最多 只能得到25%。县域政府没有自主征收税费的权力,一切由中央、省控制。这样导致县域财政的收入管道非常狭窄,尤其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财政压力非常 大。而“事权”的下移使县域政府的职能越来越多,县域政府需更多的财政支出进行职能管理。中央党校曾针对一千多名县委书记作过调查,92%的县委书记认 为,县域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等,有钱有权的部门都上收了,花钱难办的事都下放了。财政能力的限制和政府职能的扩张导致县域政府不得不考虑更多的“生财之 道”,来缓和财政收支上的巨大差距,维持其各个机构运转的各项开支。这就在客观上使得县域必然会与民争利。以“土地财政”为例,某些县域政府通过土地开发 和转让来寻求更多的财政收入,不惜动用暴力手段来强占农民和居民的土地和房屋。
(三)有限的“事物决定权”与无限的“事物执行权”的困境
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上,政治上是集权,行政上是分权。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国内的任何事务都有决定权,但因为没有独立的执行机构, 决定的事务靠地方政府来执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政治上虽然没有决定权,其权力基本来自于中央,但地方政府有实际的执行权力。两者形成了中央在行政上 依附地方,地方在政治上依附中央的关系。这种关系削弱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监控,但未能强化后者对地方民众的责任机制。这种关系存在于各层级政权,以县域政 府更为明显。一方面,县域政府总是抱怨自己做不了主,所有事情都请示上级政府,权力下放不够;另一方面却在其管辖范围内运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侵占农民土 地,强拆居民住房,对上访群众采取非法手段,这就是县政运作的权力悖论现象。
(四)“一票否决”的压力型体制的困境
县域政府作为国家最基层的政权,许多工作诸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税费征收等都是上级政府规定的可以实行“一票否决”的硬任务;一旦出现上述 问题,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负全部责任。因此,维系这张脆弱的“责任书”成了政府部门的第一务;想方设法规避风险寻求暂时的稳定成为大多数组织的行动思想导 向;广大干部严格遵守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正因为如此,基层政府这些问题显得特别敏感,他们采取一切手段想把问题扼杀 住,因为一旦出了问题,所有的政绩都将化为灰烬。而动用警力、暴力执法就成了他们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殊不知,采取一味打压的手段,有可能暂时控制住 局面,掩盖问题,但更有可能激化矛盾。
二、县域治理的困境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
(一)一味强调经济指标的完成,引起利益失衡,矛盾产生——群体性事件的“原材料”
县域官员所谓的“政绩”,以是否达到经济发展指标为标准,囿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坚定地以本地经济发展为中心,坚定地以效率优先为重” 成为其必然选择。而一些县域官员片面地将“工业化”作为发展当地经济的最主动力,将“招商引资”与“土地开发”作为主手段,由此带来的是肆意侵占农民 土地、强拆居民住房、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和资源的耗竭,严重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当企业主与民众发生利益冲突时,政府很容易倒向“资本”一边,维护 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强化了资本的强势地位,却造成了对普通民众的“相对剥夺”,形成“强势群体更强、弱势群体更弱”的局面,加剧了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例 如贵州瓮安,由于矿山资源的开采,经济发展迅速,但发展结构严重失衡,积累问题很多,特别是以牺牲环境、资源和群众利益为代价的产业在不断发展,民众意见 很大,最终导致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的爆发。“民怨”、“民愤”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的“原材料”。
  (二)县域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导致矛盾集中——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
有“民怨”、“民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这些“不满情绪”集中起来并针对同一事物时,所爆发出的威力无法想象。一方面,县域政府在巨大的财 政压力下,必然更多地考虑增加财政收入。一些县域政府往往采用“强制性”的财政征收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借执法为名,行敛财之实”。与民争利现象时有发 生,民众利益长期受损。例如江西南康事件就是由于南康市政府将执行新的税收征管办法,而这一文件引起利益相关人的不满,认为新的税额加重了负担所引起的。 另一方面,事权的下移使得县域政府管得越多,矛盾也越多,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政策怎么说的,到了县一层可能他们不一定完全照办,本级政府觉得怎么合适就怎 么处理。县政府直接和老百姓面对面,没有过渡了,所以很多矛盾直接指向县域政府了。县域政府直接面对群众,大量的矛盾聚焦于县政,民众就会把社会不公平感 和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归因为县级官员的“胡作为”和“不作为”,并相互倾诉唤起人们的情感意识,形成“信念同化”,对群体性事件起催化作用。这时,只 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三)县政运作的权力悖论现象,激化官民矛盾——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县政运作的权力悖论,使县级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既充当“球员”又充当“裁判员”,当民众希望通过合法利益诉求来解决其利益受损问题时,这势必 会影响某些县级官员的利益,因此其在对待上访群众的手段上,任意违背中央政策,采取截访、销号、拘留、罚款、劳教、判刑、连坐等控制手段进行压制。社会公 众对体制内解决利益诉求的信心被逐渐侵蚀,大量“不满情绪”积聚在一起,很容易转向更为激进的抗争。如果这种愤怒在短期内得到了转移或者发生了多次较小规 模的“余震”,一般不会产生太大的危害;但是,如果愤怒长期积聚,而且又不能得到有效地疏导和化解,就会带来令我们无法预料的大爆发。在缺少民众利益诉求 渠道的县域,就像一个缺少“安全阀”的大锅炉,只出现“官与民”或是“富与穷”的对立,就很容易激发民众的不满情绪,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或一场常见的民 事纠纷,都有可能触及公众敏感的神经,成为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的导火索。如在重庆万州事件中,事件的导火索只是因为挑夫余继奎被某水果批发市场临时监管 员胡权宗及其妻子曾庆容殴打,腿部受了点伤。
(四)“一票否决”的压力下,打压合理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的“助燃剂”
在群体性事件初期,民众只是希望通过“游行”、“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希望给县域政府施加压力,来尽快解决问题,只妥善处 理即可以化解。可是在“一票否决”的压力下,一些县域政府视游行、上访、示威、罢工、罢市等等为洪水猛兽。在这些事件还没有发生时,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和控 制,把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当成是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而被“和谐”。如果事件已经发生,则极力“对上隐瞒,对下压制”,出动警力,强力打压,不但错失了解 决矛盾的最佳时机,反而为群体性事件的再次升级供了条件。如孟连事件中滥用强制手段、东阳画水事件中多次高压威慑,正是这些“终极刺激”使事件陷入失控 状态。
三、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进一步加剧县域治理的困境
(一)县域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导致政府权力分化严重
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综合治理”和“经济发展指标”是其考核的两个最重标准,如果其中一项没有达标,则官员的“仕途”就会受到很大 的影响。所以,一些县域官员为了达成经济发展指标,发展GDP,不惜暴力征收农民土地,希望顺利通过考核。可是如果农民有了相应的反映,作出上访、引发群 体性事件甚至“自燃”等过激行为,那么“社会综合治理”将无法通过考核。这使得县域官员陷入两难境地,既保证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顾虑民众的反应, 使得县域权力分化严重,导致了县域治理的进一步弱化。
(二)县域政府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力,导致政府合法性流失
一些县域政府简单、粗暴地动用警力强力打压群体性事件,所带来的间接后果是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使其合法性流失,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控制和动员 能力下降,导致县域政府治理困境的进一步恶化。其一,社会的控制能力下降。如果群体性事件频发导致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县域政府却无力解决,民众会对政府的 信任感丧失,退而选择采取非法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以暴制暴”之类恶性案件持续升高,社会治安环境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其二,社会动员能力下降。 基层官员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众对执政者的拥护和服从,它是与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相联系的。因此,合法性危机又表现为社会价值的危机,而且 主是对执政者所主张的价值观的怀疑和否定。一旦产生合法性危机,县域政府在动员民众遵守某一政策或制度时,民众会产生怀疑并不拥护和参与政策。失去民众 的支持,县域政府想完成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就更加困难。
(三)群体性事件频发,导致县域权力人民性流失
县域权力的人民性主表现在民众对县域政策制定的参与程度,成为县域权力监督的自发力量。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从侧面反映出民众渴望参与政策制 定、县域治理的热情,但由于缺乏制度性的民众参与渠道,民众的治理参与更有可能增加县域治理的风险。政府对吸纳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变得更加谨慎,宁愿限制参 与也不愿增加治理风险,最终导致人民性流失。缺少民众参与和监督的县域权力,很容易超越县域政府的边界,形成治理危机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恶化县域政府治理 困境。
参考文献
1徐勇,“接点政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一个分析框架及以若干个案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9,(6)
2尹利民,罗钦伟,维权与治权县城视野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基于X县三个个案的实证调查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1,(2)
3单光鼐,县域青年的认同困惑与整合不良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12,(1)
4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1
5杨雪冬,县域政权改革的逻辑J,探索与争鸣,29,(11)
6单光鼐,县域为何易发群体性事件J,人民论坛,211,(S2)
7于建嵘,群体性事件症结在于官民矛盾J,中国报道,21,(1)
8任鹏,娄成武,群体性事件中的县政治理透视——基于政策冲突视角的分析J,长白学刊,211,(5)

  

  SCP范式是现代产业经济学中的研究理论之一,最早是2世纪3年代由哈佛大学教授梅森出的,其具体内容在于研究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及市场结构,通过对一系列产业组织问题进行剖析,从而揭示出其中的症结所在,为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供理论依据。将SCP范式与我国体育消费领域的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以期可以为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关键词SCP范式;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17)7-49-2 
  当前,SCP范式已经在汽车、广告及医药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研究,但是在我国体育消费市场中的研究却非常少,然而目前体育消费已经逐渐发展成为现代人的健康生活方式之一,现代人对体育产品存在大量的潜在消费欲望,正是因为当前我国体育消费市场在需求上存在很大的缺口,这种情况下将其应用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加大对我国户外领域市场的研究,对于促进国民体育消费具有非常重的作用。 
  一、我国体育消费基本特征 
  第一,各地消费水平发展不均衡。当前我国户外运动产业消费区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问题,主受到了消费观点、经济因素等影响,主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我国各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不均衡,整体呈现出东南沿海消费水平高、中西部地区消费水平低的状态;二是体育消费结构会受到居民文化背景、当地体育传统及消费习惯等相关因素的影响。 
  第二,体育消费结构不合理。所谓体育消费结构,是指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在体育消费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当前我国体育消费结构不合理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体育劳务消费与实物消费比例严重失衡;其二,劳务消费水平显著低于实物消费。例如,在多项家庭体育消费之中,运动鞋袜、运动服装的消费均值是最大的,体育器材消费排在第二位,去场馆健身排在第三位,观看体育比赛的消费排最低。虽然21世纪以来我国总体体育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基本上和2世纪9年代相似,直接说明了当前我国体育消费水平尚处于实用性阶段,整体体育消费水平是停滞不前的。 
  二、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现状的SCP范式研究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进步不大,而作为体育产业中一个重组成部分,户外运动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引起了业界人士的关注,并尝试利用SCP范式对其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一)市场结构分析 
  市场结构主是指产生战略性影响的相关市场组织特征,具体包括厂商数目、市场集中度及规模分布等方面。 
  1.市场集中度较低。我国户外运动从2世纪9年代开始兴起,近年来产业扩张的步伐逐步加快,但是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规模较小,很多销售活动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户外运动产品整体结构也不完善,在市场中的占有率极小,目前还不能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 
  2.市场进退壁垒低。自由进出直接决定了市场是否具有竞争性,进入壁垒主分成结构性、行为性及制度性等,由于我国户外运动市场产品存在差异化特点,对必资本需的程度比较低。相关调查研究显示,17.5%的户外运动企业注册资金都未超过1万元,超过8%户外运动企业的注册资金在1万~5万元之间,可见户外运动市场必资本壁垒非常低。退出壁垒是指现有企业在市场前景不好、企业业绩不佳时意欲退出该产业(市场),但由于各种因素的阻挠,资源不能顺利转移出去。对于户外运动企业来说主包括员工解雇问题、沉没成本问题等,这部分的成本比较低。 
  3.产品差异化不明显。SCP范式中,我国户外运动产品市场上仿冒品、尾货等占据主份额,这为品牌运作市场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随着近年来户外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户外运动市场供给明显不足,多数企业均为小作坊式企业,不仅管理水平较低,服务能力也很差,从整体上来看我国户外运动产业的研发设计水平比较落后,各企业产品没有明显差异,这种情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户外产业的顺利发展。 
  (二)产业运行分析 
  产业运行是指企业按照市场供求条件、综合考虑和其他企业的关系所采取的活动方式与决策行为。 
  1.市场恶意价格战普遍存在。户外用品的价位往往高于一般运动商品,一般工薪阶层很难接受,使得户外用品的普及受到了影响。我国户外运动商品市场以品牌加工尾货为起步点,这种情况下直接造成了国内外市场不规范的问题,从市场运作到产品价格都不到位,这为国际品牌介入我国市场造成了严重阻碍,加上一些商家急功近利,出现了大量的恶意价格战,整个市场变得非常混乱。 
  2.研發投入严重不足。户外运动活动专业性较强,不仅求参与者本身有一定体能,同时还利用户外装备来抵御恶劣的天气及环境,户外装备是户外运动的有效保护屏障,因此对其品质、功能等出了严格的求,当前仅有少数材料及设计才能达到该求,因此对于户外运动品牌来说,产品品质成为其成败的关键所在。当前很多商家已经着手创立品牌、开发产品,但不管是用料还是设计,其技术含量都很低,产品系列化目标还没有实现。 
  3.营销战略定位粗放。据相关调查研究显示,各企业对目标市场的选择,年龄基本上在25~34岁之间,基本为大学程度,其年收入在5万元上下的人群,这类人群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在整个消费市场中他们引领了消费的潮流,因此是户外运动企业的营销重点。这就是其目标市场的定位,市场上可以看见的大部分户外商品缺少对品牌文化的解说,整体上处于粗放型经营的状态。 
  (三)市场绩效分析 
  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由一定的市场行为所形成的价格、产量、利润、成本、产品质量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最终经济成果。 
  1.行业利润率较高。当前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形成了固定的消费群体,多数投资者认为户外运动产业是利润率非常高的行业。在户外用品金字塔上,处于塔尖的专业为潜水、滑雪及攀岩等,这些专业的设备利润率是最高的,但是这些专业设备的数量比较少,需的资金周转周期也比较长,目前社会平均利润趋于稳定状态。目前这些专业所在行业均处于发展过程中,由于供不应求所以企业往往会获得畸高的利润。
  2.供给不足,国际竞争力弱。当前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呈现出较强的发展势头,由于时间短、发展快,目前我国户外运动厂商的产品比较低级,严重缺乏具有领导性的品牌和企业。另外,入行的门槛较低,因此出现了大量追逐高利润的小型企业,现阶段产品销售几乎都是小作坊式的合伙企业,其管理水平较低、资金力量较小,竞争力不足。 
  三、基于SCP范式的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对策 
  第一,积极拓展户外运动市场边界。现阶段我国户外运动企业产品的目标倾向性非常明显,主针对的是一些白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产品知名品牌研发目标为供应专业市场需求、研发高科技产品。然而这种目标定位在当前产业发展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限制,户外运动的目的在于放松自我、释放压力,人们希望通过户外活动使原本单调的生活变得有趣。所以,该领域应积极宣扬“大户外”理念,积极拓展户外运动市场。市场就像是一个金字塔,金字塔底端的市场永远都是最宽广的,“大户外”理念将会进一步拓展消费群体的范围,为企业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当前倡全民健身的时代,大众化的产品必然会获得较好的效益。 
  第二,加大产品自主研发创新力度。当前国外品牌竞争压力非常大,本土品牌必须不断进行技术革新,这样才能在国内市场中生存、发展。户外生产、零售企业经历了高速发展时期以后开始意识到,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不仅升制造能力、实施规模化经营,同时必须将更多的目光放在打造强势品牌上,积极进行品牌升级。品牌竞争开始以后,必然会有很多中小企业被合并或收购,不断减小产业市场中的企业数目,最终形成规模较大、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品牌。 
  第三,不断优化户外运动的产业链条。纵观目前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情况,我国企业必须不断适应市场变化,分化重组产业链,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企业通过参股、兼并、收购等做大做强,还有部分企业由于受到自身资金与规模及市场因素的影响,转向风险相对小一些的服务性产业上,将工艺技术、研发成果及营销方案等知识产权转售给其他企业,最终形成各环节有机衔接的户外运动产业链条,从而有效升经济与社会效益,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户外运动起步比较晚,随着2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户外运动产业开始进入到黄金成长时期。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充分表现出中西合璧的精神,利用户外运动展示出我国创造活力的形象。可见,当前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正面临着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时期,各项任务非常紧迫。本文着重针对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现状的SCP范式研究和基于SCP范式的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对策进行了论述,以期引导大家认识到发展户外运动产业的重性,为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美娟,何国军,周瑜.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我国出版产业研究述评J.出版科学,21,(5)26-34. 
  2 梁根艳,岳昕.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不均衡性分析及建议J.现代商业,211,(6)54. 
  3 余宏柱.基于SCP范式的上海市五星级酒店产业组织演进研究J.旅游论坛,212,(6)43-49. 
  4 邵雅寧,陈美黛,盛晓君.基于SCP视角的电商企业竞争策略的比较分析——以当当网和亚马逊(中国)为例J.经贸实践,216, (2)28-211. 
  5 孙萌.SCP范式下城市休闲体育产业的消费力及成长模式分析J.中国商论,216,(25)134-135. 
  6 刘金红.中国微博产业发展前景探析——基于SCP范式的拓展分析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13,(4)24-3.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3-165 (213)6-1-1 
  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办公室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通过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开发,努力推进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一、盘县农业经营组织的基本情况 
  据初步统计,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124个,其中,盘县如今有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9个,其中种植业67个,畜牧业32个,综合类1个。 
  省市龙头企业15家,其中,盘县共有省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五家贵州信友实业有限公司、六盘水红果经济开发区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盘县裕龙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盘县玉祥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大宇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市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十家盘县剑春茶业发展有限公司、盘县金土地、六盘水金竹养殖场、盘县恒泰火腿加工厂、鸡场坪兴旺养殖场盘县淤泥岩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盘县四格昌源综合生态养殖场、贵州盘县红果泰祥园艺农民专业合作社、盘县保田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盘县平关胜境农业科技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重点龙头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资产总额6336万元。其中龙头企业固定资产5816万元,流动资产42.3万元,会员14672余人,发展良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盘县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一是省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是建立了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生产原料基地1万余亩,带动农户2万余户,户均增收2元以上;三是马铃薯、茶叶和核桃等重点生产基地都按照标准化实施和管理,完善了档案记录和制度管理。 
  二、盘县农业经营组织的发展现状 
  一是加大优势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确保马铃薯、茶叶等重点产业的发展,优化结构,把粮食增产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是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二是坚持“企业+协会+基地+农户”的模式,做强优势产业。依托龙头企业,与协会联结,一是保证了龙头企业的原料购进;二是保证了基地农产品的销售;三是高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加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县核桃、茶叶等优势产业基地逐步增大,农民收入日益增多。三是坚持发展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力发展“一村一品、一品一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一是为会员供生产经营指导与技术服务,统一生产重量安全标准和技术培训,统一组织病虫害防治,统一购买农用物质,以降低生产成本、高产品品质,增强了产品科技含量。二是统一品牌、包装和销售,充分发挥了协会组织销售和协调价格等方面的作用。近年来,四格坡上马铃薯协会的商品率已高达95%,盘江镇折耳根协会每年销售折耳根近1万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对我县农业产业化经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坚持标准化生产,加强核心竞争力。根据资源优势和农业生产现状,围绕核桃、折耳根、水果、马铃薯、蔬菜等主导产业,建立一批较为稳定、规模较大的生产基地和种植小区,进一步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按照《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和《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程序》的有关规定,积极做好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组织申报工作。目前,全县已初步建成以滑石乡为重点的8.52万亩核桃生产基地,以盘江镇、滑石乡为重点的1.2万亩无公害折耳根生产基地,以四格乡为重点的.9万亩无公害马铃薯生产基地,以响水镇鲁楚为重点的.5万蔬菜无公害蔬基地通过产地认定,实现生产、加工、销售标准化。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存在的主问题 
  农业流通服务组织信息化建设落后,目前农业流通服务组织和农民经纪人搜集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手段落后,销售渠道不宽。与此同时,农业流通服务组织和农民经纪人受自身条件限制,更谈不上为农户生产和农产品流通供全面、持续的市场信息。 
  1.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我县几个主导产业生产规模较大,但由于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难以协调统一,品种多、乱、杂,生产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农产品质量差别较大,优质农产品产业化开发的面积规模较小,商品率低等问题严重地制约了农业产业的发展。 
  2.产业化内部产销连接不紧密 
  省、市龙头企业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健全,企业和农民还依然存在违约的事实,对合同的履约意识不强,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3.农业产业化科技含量低,市场竞争力不强 
  虽然我县已建立了四格坡上马铃薯、盘江折耳根、响水鲁楚蔬菜等三个无公害农产品产地,但纵观所有农产品,大多数依然没有按照标准化生产,产品品质无法保证,同时,产品包装、宣传和营销手段落后,几乎没有市场竞争力。再者,龙头企业或经纪人与基地农户签订的合同仅限于预购数量和价格等,对农户生产缺乏严格的质量求,不能为农户供先进的生产技术规程。 
  4.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低,抵御风险能力弱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只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结构松散,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农业流通服务组织与农民联系不够紧密,对农业产业化发展推动力不强。 
  四、盘县最成功农业经营组织形式 
  盘县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主有几种,一是“公司+协会+基地+农户”模式,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贵州信友有限公司+省级试点盘县滑石核桃协会+核桃基地+种植农户”为代表。二是“协会+基地+农户”模式,以“盘江折耳根协会+折耳根基地+种植农户”为代表。三是“市场+基地(协会)农户”模式,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六盘水红果经济开发区农副产品批发有限公司+西冲蔬菜种植基地(红果舍勒蔬菜协会)+农户”为代表。四是“市场+经纪人+农户”模式,以生姜产业为代表。 
  1.专业大户与散户经营相比,在农业经营组织经营方面效果 
  专业大户便于管理,但风险大,散户不便管理,风险小。合理利用专业大户与散户经营优点,对发展农业经营组织经营方面有良好的效果。 
  2.盘县专业合作组织与专业大户经营相比,在农业经营组织经营方面效果 
  专业合作组织辐射面比专业大户广。对发展农业经营组织经营方面相辅相成的。 
  3.盘县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组织相比,在农业经营组织经营方面效果 
  盘县龙头企业比专业合作组织,管理更规范,效益高,对发展农业经营组织经营方面二者相辅相成。 
  4.盘县对未来农业经营组织及经营模式创新方向 
  发展好传统农业前下,大力向新型农业发展。 
  5.政府政策支持与农民经营组织及经营模式的关系 
  政府政策支持与农民经营组织及经营模式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6.农业品牌建设的基本情况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生产基地面积也逐年扩大,为了高我县农产品知名度,依托农业产业化经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六盘水红果经济开发区农副产品批发有限公司等市场,充分发挥企业、协会、农产品经纪人的潜力,利用网络、电视媒体、农业信息等宣传手段,积极组织参加各种展销会,对马铃薯、生姜、折耳根、红梨等优势农产品进行多渠道、多形式宣传,取得良好效果。 
  7.盘县农业品牌建设对促进农业企业和农业产业发展的效果 
  盘县农业品牌建设对促进农业企业和农业产业发展的效果明显。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