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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同属第三产业,存在天然的耦合基础,二者的融合式发展是实现产业转型与解决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在东北经济再振兴的背景下,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具有五种产业融合模式——集约化融合开发模式、以区域资源优势为导向的融合发展模式、创新现有文化旅游产品的融合发展模式、开发文化产品项目进行融合的运营模式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融合模式。为了促进两产业的融合,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两种产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同时,还应加强东北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宣传力度,完善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 
關键词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融合模式;东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19311/j.cnki.16723198.217.26.1
1引言
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愈加显著。然而,东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刚刚起步,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跨行业突破实现融合,遭到来传统观念、市场、技术、政策等多方面的障碍。两产业在发展时还只是从自身利益考虑,没有从把两产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角度考虑。目前,东北享有盛誉的文化旅游很少,文化旅游产业没有形成品牌集聚效应。在促进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再振兴时,可将经济增长点放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上。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是两产业得以发展的内在求。将文化嵌入旅游,能高旅游产业的层次和等级来满足现代游客对文化精神的需。旅游和文化结盟能使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具活力。因此,促进东北地区两产业融合可作为东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是在产业内外动力因子的促进和引导下,以产业构成中的行业共同体为基础,以合作和联合为主导,将资源进行的优化配置,再造产业组织,形成文化和旅游两重功能的新型产业。本文具体研究了两种产业的融合模式,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2文化旅游集约化融合开发模式
集约是相对粗放而言,是指在一切资源被充分利用的前下,合理运用现代管理和技术,将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极致,以此高工作效率和效益的一种方式。而粗放式是在生产素的质量、结构、使用效率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单纯的依靠生产素的投入和扩张实现经济的增长。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向集约化。
集约化的融合开发模式,是指为了获取最优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在一定地理范围,形成文化旅游资源的协作和集聚区域,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集约开发整合,再展示给旅游文化消费者。该模式是求我们放弃传统的粗放式——增加旅游资源的数量,转向集约式——最大化利用现有文化旅游资源,高发展质量和经济运行效率,使得该地区的文化旅游产业实现规模经济发展。不再仅仅依靠大规模的开发旅游文化资源促进东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而是利用现代技术对其整合,高旅游中的文化含量,把文化旅游融合新产品展现给旅游文化消费者,吸引其前来观摩体验,带动该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特色主题公园、度假村和文化馆等就可运用此种模式。在现有公园的基础上融入当地具有的文化特色;现有文化村庄可加强与旅游产业有关的基础设施,如完善道路建设、酒店和餐厅服务设施,人们前来旅游基本服务能够得到满足,宣传本地区的文化特色,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文化博物馆本身就是文化的象征,但是周边服务设施不断完善,给予人们前来观摩的激励力,在旅游的同时享受文化的洗礼。成功运营该种模式将有利于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有利于两产业资源的整合,促使各类旅游功能丰满,带动该地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3以区域资源优势为导向的融合发展模式
这种融合模式是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地位,将区域资源优势地位转化为经济优势地位,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解决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因为我国的冰雪资源主分布在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在冰雪资源上处于资源优势地位,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东北地区应该注重冰雪资源产品的开发与研究。将文化资源最大限度的嵌入到冰雪旅游项目的研究开发中,以新型的冰雪旅游产品来展现当地的特有的文化。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地位。
冰雪旅游可以给人们带来强烈的视觉体验和精神享受,享受大自然的纯洁魅力。随着现代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和对文化精神的追求,与其观看冰雪风景,现代人们更乐意在体验冰雪旅游的同时感受到文化气息。融入文化的冰雪旅游,能够满足现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把文化元素融入冰雪旅游产业,不但能够给旅游消费者供品味更高、吸引力更大的文化旅游产品,还能使该地区拥有更多的新型旅游景点,有利于扩大东北地区的文化旅游产业市场,使得产业经济效益升。在文化旅游资源禀赋上具有优势地位的地区,积极主动地将该地区文化旅游的资源优势地位转化为文化旅游的竞争优势地位,对促进该地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意义重大。东北拥有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我们积极的把资源优势转变为旅游竞争优势,高该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在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促进该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壮大。该融合模式充分发挥了东北地区冰雪资源的优势地位。
4创新现有文化旅游产品的融合发展模式
现代科技不断创新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种模式是对现有的文化旅游产品进行创新,将本地区的特色文化融入原有的旅游产品,升旅游产品含有的文化元素,最大限度的利用时势对产品进行开发创新,以此满足现代消费者对新鲜感和差异感的追求。一直以来东北地区的旅游景点大多是将天然的自然景观或古文化遗产,稍加改造和维护,直接展示给旅游消费者,含有丰厚文化内涵的旅游项目短缺,对现代旅游消费者极具吸引力的参与互动的旅游体验项目也是寥寥无几。
依据该种模式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可以在原有旅游产品上创新出的更多的文化旅游产品,并利用现代高科技对文化旅游产品进行升,为旅游文化消费者展现最具文化特色和生命活力的新型文化旅游产品。对传统的旅游产品进行创新,打造新型文化旅游产品,使文化旅游产品更加丰富多彩,为传统的静态旅游景点的发展注入新活力。该模式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张家界开发的《魅力湘西》,使张家界的旅游景区更上一层楼,旅游演艺业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张家界原有的旅游产品形象。文化旅游产品的创新融合发展模式促进了现有旅游产品的转型升级,满足了现代游客对文化精神享受的追求。在已有的成功经验上,东北地区亦可吸取张家界的成功案例,结合当地实际,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文化旅游产品创新,充分施展现代科技创强大驱动力。
5引导文化旅游企业开发项目促进融合的运营模式
现代企业在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中扮演着重的角色,决不能忽视企业行为取向的重性,所以在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时,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对旅游文化项目进行开发。
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彼此依存,没有旅游,文化将失去活力;没有文化,旅游将失去魅力。这种模式的基本思路是鼓励现有工商企业将该地区特有的文化资源融合到现代旅游产业中,利用技术创新和文化观念创意,对其进行重新设计组合,注重对现有旅游项目的文化融入,高新开发项目的吸引力。以市场化运作该项目的方式,将其呈现给旅游消费者,再通过管理运营项目的方式培育文化旅游新项目,以实现项目的经济社会价值,给开发项目的企业带来丰富利润回报,这也是现在企业开发新旅游文化产品的动力。
在这种模式下,升地域特色文化在旅游产业中的融合深度,可通过休闲度假、文化旅游度假村、购物嘉年华等功能不同的旅游,使文化旅游消费者体验新型旅游產品与传统旅游产品的异点,高该地区的新型旅游项目在国内乃至国外市场上的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为其开拓更大的市场奠定基础。
6以市场为导向的融合发展模式
以市场为导向的融合发展模式就是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主流趋势指导该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决不能忽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和资源配置功能。在政府的引导下,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以市场发展规律为导向,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才能在充分利用文化旅游资源的前下,开发出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旅游项目。
我们应该清楚现代市场主导需求的文化旅游产品是什么,大众消费者在现代旅游中的主导需求是什么,他们在追求什么样的旅游新体验以及消费者期待什么样的旅游文化新产品。在促进东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时的侧重融合重点根据市场确定,以此开发的文化旅游产品才能具有广阔的市场,才有可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新血液。现代人们是倾向于什么类型的主题公园,是以动漫为主题的公园还是以展现当地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公园;旅游消费者是倾向于节庆旅游还是博物馆旅游;旅游者是追求旅游过程中的体验互动还是倾向静享文化旅游给人的精神洗礼。所以在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时,结合市场的主导需求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文化渗透到旅游中,实现两者融合。
7结语
东北地区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路径的实现与否都离不开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东北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考察和研究,为促进两产业的融合供政策支持,切实为两产业的融合解决实际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支持和扶持东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进行更新改造和技术创新,清除两产业融合的障碍。而且,应该在税收上和资金补贴上给予两种产业以扶持,促进他们的融合发展。为了解决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资难问题,政府部门还应该督促金融机构加大对这两种产业的融资力度,解决他们的资金问题。同时,相关部门还应该加大东北地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宣传力度,使更多的国人了解东北旅游,加强东北旅游业的吸引力。另外,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好坏还取决于是否有专业人才,专业人才的缺失一直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主因素之一。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相关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建立一套长效的人才培养机制,以保障两种产业融合过程中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1翁钢民,李凌雁.中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相关分析J.经济地理,216,36(1)179185.
2李世兰.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动力机制及效应分析J.经济产业,213,(18)182.
3方守林,于婧.河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模式及发展路径探析J.区域经济,213,(11)1113.

4杨颖.旅游业与创意产业的融合——基于产业比较视角的研究南京人口J.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9,25(1)677.

  教师给学生一个有“根”的数学,让学生的学习触及数学学科的本质,以“再发现”的方式让数学思想根植于学生的数学学习。渗透数学思想已成为培养学生数学素养的核心教学目标,因此,使学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发现获得新的数学知识、技能、方法及思想,成为一个“具有数学思想和眼光”的人是当前教学的重点。 
  关键词数学思想;教学策略;渗透 
  中图分类号 G6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7-968(217)2-1-3 
  多年来,“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一直是我国数学课程的目标,《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11年版)》总目标部分明确出“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能获得适应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数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 从“双基”到“四基”,一直隐藏于“冰山底部”的数学思想得以凸显,这既是课程目标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时代进步的需求,也是对广大教师的课堂教学改革出的求。孙晓天教授指出“这是在数学课程目标完善方面迈出的重一步,是我国数学课程改革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的重标志。” 著名数学家张景中说过“小学生学的数学很初等,很简单。尽管简单,里面却蕴含了一些深刻的数学思想。” 由此,渗透数学思想应成为小学数学教学的具体目标,教师给学生一个有“根”的数学,让学生的学习触及数学的本质。以“再发现”的方式让数学思想根植于学生的数学学习理应成为数学教师的研究课题。 
  数学思想是对数学知识、方法、规律的一种本质认识,具有概括性和普遍性的特点,是数学方法的灵魂。教师挖掘、炼隐含于教材中的数学思想,凸显数学思想,让学生经历感悟、体会、经历、发现、创造等学习的过程。 
  一、以数学思想作为引领教学的根本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11年版)》把数学思想列为“四基”之一,对此,在关注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教师把数学思想作为引领教学的根本,让教学彰显数学思想的力量。 
  1. 以数学思想引领教学目标 
  目标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很多教师始终把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作为课堂教学的唯一目标,只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确定教学思路,教学的核心是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训练。当我们把视角从陈述性知识转向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把教学的重點转移到关注数学思想,注重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时,就更多地考虑如何抽象、推理、建模、应用。有了这个意识,教师在教学中自觉研究和挖掘数学知识中蕴含的数学思想,主动从数学思想的角度分析教学内容,精心设定教学目标和设计教学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目光聚焦到学生,聚焦到如何将数学思想蕴含在教学之中。作为教师,我们有数学思想的理论知识,通过学习与实践,明晰数学思想的特征、内涵及教育价值,把握教材中主的数学思想,创造性地从数学思想的维度分析教材、设计学习活动。只有在理解和掌握数学思想方法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在教学目标中加以明确描述,才可能在教学中全面落实“四基”的教学目标。因此,读懂教材中的数学思想,是教师必备的素养。 
  2. 以数学思想发展学生思维 
  传统的数学教学注重数学思维活动,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为核心,课改后的数学教学虽然目标变得更为多元化,但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仍然是数学教学的核心目标。孙晓天教授指出“学生在探索、挖掘和发现的过程中产生的思维活动,就是数学思想的再现。”让学生的思维活动具有一定的“含金量”,教师就有意识地围绕数学思想来展开教学,并让隐性的数学思想逐步浮出“水面”,变得鲜亮起来。教师紧紧抓住“数学思想”这个主线,探究渗透数学思想的策略和方法,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亲历知识的再创造和再发现的过程,让学生经历数学思想重塑的过程,让学生透过现象触摸到数学的本质。因此,教师除了有意识地让学生感悟一些数学思想,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本质的理解,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外,还让学生在数学知识的应用中和数学思想的感悟中,逐步发展数学思维,从而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3. 以数学思想引导评价标准 
  对一节课的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评价组织形式和呈现方式,不能把是否“标新立异”作为评价一节课好坏的标准。一节数学课的“亮点”在何处?从数学教学角度讲,一堂课往往新就新在思维过程上,高就高在思想性上,好就好在学生参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思想深度的课,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日本数学教育家米山国藏曾说“不管学生以后从事什么工作,那种铭刻于头脑中的数学精神和数学思想方法,将长期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重作用。”可见,数学思想的教学在数学教育中具有重作用。 
  二、小学数学思想的教学策略 
  弗赖登塔尔反复强调学习数学的唯一正确方法是实行“再创造”。作为教育内容的数学知识,都是“现成”的,但这只是对成人而言,对小学生来说,一点都不“现成”,每一个都值得探索,每一个都是一块值得挖掘、孕育着发现的“土壤”。 
  1. 深入挖掘蕴含数学思想的课程资源 
  数学思想以教材为载体,而教材是实现课程目标、实施教学的重资源。教师善于把教材改变为“学材”,从学生的角度重新组织学习材料。好的“学材”并不是数学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将数学精神、思想和方法蕴含其中。经过十多年的课程改革,教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当前的教材,不但呈现了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和应用过程,也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思想。教师将“学材”中蕴含的数学精神、思想和方法充分释放,让学生能够感受数学的魅力。可以发现,同样的教材,教师对其数学思想、智力因素挖掘的程度不同,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思维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 
  新教材(以苏教版国标本教材为例)注重贯彻落实“四基”目标,在夯实“双基”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例如,一、二年级的教材主利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关系,解决与常见的量有关的简单实际问题,其中蕴含了分类、归纳、比较、模型、对应、推理、符号化、假设、类比等数学思想。又如,三年级的教材安排了“解决问题的策略”单元侧重学习从条件想起、从问题想起、列表、画图、列举、转化、替换等策略,着重渗透抽象、归纳、推理、模型、转化、数形结合等数学思想。
 2. 凸显数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数学课程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论是数与代数,还是图形与几何,抑或是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等内容,都蕴含着数学思想与方法。比如,用方程的方法解题,就蕴含着方程思想;把实物抽象成字母或符号表示,就蕴含着抽象、模型等思想;借助实物图、示意图、线段图等图形来解决问题,就蕴含着数形结合思想……教师从承载着概念、公式、法则、定律等的例题中挖掘数学思想,也注意挖掘习题中的数学思想,还有意识地选择一些蕴含数学思想的题材作为补充。因此,教师只有抓住显性的数学知识和隐性的数学思想这两条主线,设计好每节课的学习活动,让学生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触及、感受数学思想,体验和经历数学思想形成的过程,才能让数学基本思想扎根于学生的心灵和头脑之中,并成为一种意识、观念和素质,为学生将来的学习和生活服务。 
  如教学“1”时,多数教师会结合计数器、点子图、小棒等直观教具或者实物,让学生认识到“9添上1”是1后再进一步学习1的组成及加减法,很少引导学生思考1与前面学习的~9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隐含了一个非常重的思想方法——数学抽象,因为1这个数不仅是对任何数量是1的物体的抽象,还具有重的转折意义——十进制计数原理,然而,多数教师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回顾与反思来完善原有的认知结构,帮助学生感悟这些数学思想的内在魅力和作用。 
  3. 引导学生数学地思维 
  基于小学生认知能力和思维水平发展的特点,教学数学思想时,不能抽象地告诉学生将学习的是什么数学思想,必须以“再发现”的方式让学生习得,教师给学生这种再创造的“工作”创造条件,而不是把现成的知识、思想灌输给学生。让数学思想真正贯穿于学生学习、发现、创造的全过程,让数学思想根植于学生的学习,使得学生能通过自己的发现获得新的数学知识,在经历探究的过程中领悟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的来龙去脉。 
  如教學“用数对确定位置”时,可以创设“打地鼠”的问题情境,通过你说我打,自己确定位置,自主建构数学规定等一系列活动,让学生通过观察、思考、碰撞、辨析,感悟确定位置的三素“原点、方向、单位”,自主建构类似数轴、直角坐标系等一维空间、二维空间,甚至三维空间上的统一规定。这种自我建构知识的过程是那么鲜活和敞亮,学生不仅体验到“一一对应”的数学思想,还感悟到数形结合、函数等数学思想。 
  三、小学数学思想渗透的阶段性认识 
  根据小学生的年龄及认知特点,引导他们在数学活动中体验数学思想,必须防止“贴标签式”的渗透,以及生搬硬套的应用。在小学阶段,数学思想的渗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启蒙阶段、形成阶段和应用阶段。 
  1. 启蒙阶段在活动中体验 
  数学思想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在低年级时,教师有意识地把抽象的数学思想一点一滴地融入具体的数学知识中,通过观察、操作、思考等活动,比如,用三角形、正方形等图形来代替一些实物,从实物直观到图形直观,再到符号直观,引导学生经历数学化的过程,让学生初步感受符号化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和“一一对应”思想。 
  2. 形成阶段在探索中感悟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相关的知识经验会逐步增加,教师就可在适当的时候明确出一些数学思想,使学生初步理解这些基本思想,并能将其应用到探索新知的活动中来,这是理性认识的开始。如教学多边形的面积计算时,在学生掌握了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的推导方法后,教师适时对探索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时运用的转化思想进行介绍,这样,在后续教学三角形、梯形的面积公式时,就能让学生利用转化思想进行探索,学生就会对转化思想的名称、内涵有一定的了解。 
  3. 应用阶段在发现中内化 
  高年级的学生已经熟悉和掌握了一定的数学思想,这时教师做的就是强化以及培养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熟练运用数学思想的能力,让学生不仅知道用什么和怎么用。如,学习圆柱的体积计算时,学生通过类比,能够想到将圆柱转化为长方体后再推导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这时,教师就进一步引导学生通过切、拼找出图形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操作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对转化思想、极限思想的认识不断得以升和内化。可见,数学思想的教学,超越冰冷的形式演绎体系,联系数学文化背景,能够触及学习者的灵魂,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教学的真正目的。数学思想与方法需炼,内容阐述在前,思想方法炼在后,数学思想方法理还应成为每个章节和每个单元“小结”的主题。 
  因此,教师关注数学思想,给学生一个有“根”的数学,使学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发现获得新的数学知识、技能、方法及思想,在探究发现的过程中领悟数学的真谛,从而成为一个“具有数学思想和眼光”的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九年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11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12. 
  2 孙晓天.关于数学基本思想的若干认识与思考J.江苏教育,212(12). 
  3 张景中.感受小学数学思想的力量——写给小学数学教师们J.人民教育,27(18). 

  

 寻衅滋事罪是多发性犯罪,现行刑法对该罪的客观件作了较为详细的列举,《刑法修正案(八)》对其进行了完善。在诸多因素作用下的案件往往呈现出复杂性和多重性,导致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较大分歧。因此,系统归纳总结该罪的客观方面是促进该罪更加明晰化、标准化的重途径,同时也是正确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步骤,从而为司法实务供更加有利的帮助。 
  关键词寻衅滋事;随意;恐吓;纠集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95-4379-(218)2-124-2 
  作者简介赵德刚(1964-),男,湖北鄂州人,法律硕士,湖北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全国公安高等教育教学名师,长期从事刑事法学教学和研究;张琨(1994-),女,江苏徐州人,法学学士,苏州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在读。 
  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3)强拿硬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寻衅滋事的解释,是指无中生有地招惹是非,引起争端。当然,从法条中可以进一步看出,寻衅滋事罪是指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虽然从定义中完全可以看出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但仅凭上述定义仍然无法准确认定。于是,2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结合司法案件中的具体情况,在《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的规定中明确定义寻衅滋事罪。例如,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行为人实施的该条所禁止的行为,按寻衅滋事罪论处。目前寻衅滋事罪作为口袋罪,与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行为存在一些联系。针对行为人因邻里或者家庭等矛盾实施该法条所规定的行为,司法实务中往往将寻衅滋事罪作为兜底罪名适用。接下来具体分析五种客观表现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随意”作为构成件素,侧重是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行为人是无缘无故地殴打他人,还是有明确的目的性只是殴打行为本身具有随意性?理论界一直都存在争议,目前无论刑法学界还是司法实务都不存在清晰明确的标准。从寻衅滋事罪的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该罪经历了从流氓罪中分离出来到逐渐演变为今天所谓口袋罪的一个复杂过程,对该罪的争议是必然存在的。其实简单点讲,“随意”就是随便、任意,但是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而应从实质上去把握。首先,该罪作为扰乱公共秩序罪中的一个罪名,加之对该罪的客观方面有“情节恶劣”程度限制的求,在司法实务中对无缘无故地去殴打他人的情形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其次,事出有因殴打他人,从哲学上是有果必有因的体现,是人之常理,例如因微不足道的小事为借口殴打他人及依人们的常识且有证据证明的那种事出有因的殴打行为都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但对于无法证明的原因,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被忽略。坚持主客观分析原理,当然不能否定殴打行为本身的随意性。实务中需根据行为人殴打的暴力程度、殴打次数等进行综合分析。其实如果利用双重置换原则,即将行为人当成另一个正常理性人,观察他是否会实行该殴打行为。若答案是肯定的,则认定行为人不是“随意殴打”,否则就是“随意殴打”,这一方法便于案件处理。无论如何,从该罪的立法目的出发,只其行为不符合社会公认的公序良俗,加之达到情节恶劣程度就可认定其构成寻衅滋事罪。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追逐、拦截”完全可以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即以妨碍他人行动自由为目的。通常是以暴力或者威胁的方式妨碍他人停留在一定场所、阻止他人转移场所。这里的“辱骂”,针对不特定对象给予严重轻蔑的感情色彩。在司法实务中,辱骂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谩骂。“恐吓”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一种寻衅滋事行为,但“恐吓”一词多次出现在刑法分则中,针对“软暴力”、“冷暴力”现象逐年增加,这里的“恐吓”可以理解为,挟他人、实施精神压制以寻求行为人精神上的刺激。恐吓行为比较常见,往往表现为行为人以强势手段使他人产生心理上的压迫力、恐惧感,从而满足空虚心理,但是并不求被害人内心实惧质恐。显然,正确认定“恐吓”行为非常必。首先,我们排除的是因矛盾而产生的恐惧,因为矛盾是双方之间的,一般对社会秩序不会产生恶劣的影响。但对于无理恐吓完全可以认定为是此款规定中的“恐吓”;其次恐吓行为必须结合情节恶劣进行综合判断,至于情节恶劣,其求程度比第一款中的求稍微缓和一些,但判断方法类似,不再赘述。 
  三、强拿硬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这里的“强拿硬”必须求违背他人意志,强行取得他人财物,但不需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从对“轻拿硬”的解释中完全可以得出,强拿硬与抢夺罪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区别于抢夺罪得从以下两点把握。第一,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强行回被别人非法占有的财物或者强行拿走别人的财物用于抵债,显然不能认定为“强拿硬”;第二,对于“强拿硬”行为必然包括暴力、胁迫方式,对该方式所达到的程度,绝不能超越抢劫罪或者抢夺罪的限度。“任意毁损公私财物”,在实务中也是一个判断难题,因为它与故意毁坏财物罪有些相似之处。但寻衅滋事罪的该款规定重点强调得是行为的无合理理由性和公私财物的使用价值的减少或者丧失的不合理性,这也恰恰体现是“任意”的本质,也是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根本区别。但如果有正当合理的原因,则不能评价为“任意”。这里的占用公私财物中的占有区别于侵犯财产型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含义更加宽泛,只求具有不正当性,侵犯财产法益程度明显低于财产型犯罪。
 从《解释》第4条规定中可以明确得出“情节恶劣”的标准。例如强拿硬公私财物价值1千元以上。如果造成被害人人身权利受损,也可能属于“情节恶劣”,因为“强拿硬”的行为本身就具有人身危险性。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很多学者认为不能将寻衅滋事罪的外延宽泛化,无疑对于公共场所的认定严格限定。但这并不影响对起哄闹事行为的处理。判断是否起哄闹事关键是看该行为是否具有煽动性、蔓延性、扩展性。在司法实践中,起哄闹事类型的寻衅滋事罪是任意的共犯数人共同起哄闹事的行为大有存在,但本罪条文中并没有对以数人共同实施起哄闹事行为进行明确规定。 
  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和前三款中情节恶劣的根本出发点都是判断行为是否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如何认定公共场所秩序是否严重混乱?无非从行为人,案件起因、具体发生地点、时间等因素着手。除此之外,如果发生在机场、宾馆、银行、商场,那么秩序维护者也是一个重考虑因素。例如,行为人是在公共活动开始时起哄闹事,还是在公共活动结束时起哄闹事,行为是导致公共场所的少数人不能从事正常活动,还是导致公共场所的多数人不能或者难以从事正常活动,这些因素对于定罪量刑是至关重、不可忽略的。 
  五、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 
  这里的行为人可以理解为纠集人,而他人是否应当达到具有刑事责任年龄,理论界也存在争议。如果仅理解被纠集人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那么对司法实践中纠集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情形就不能适用该条款,相关案件就纳入评价体系中。现在暂且不考虑“他人”的范围,因为本罪所保护的法益是社会秩序或者公共秩序,但凡严重破坏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就可以认定行为人触犯该罪名。从生活经验就可以得出,“多次”就是三次以上。但是,在刑法规范中,第一有必对寻衅滋事罪在“多次”的标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第二,若从行政刑法理论角度分析,程度判定有时候是决定案件由刑法调整还是由行政法调整的因素,有必对次数认定精细化。第三在实务中应当累计计算寻衅滋事的次数,避免重复评价。 
  至于何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目前尚无司法解释予以规定。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明确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中的“前款行为”,并不需每次行为都满足本罪的构成件,只将这些行为的情节简单相加根本无济于事。其次,分情况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进行讨论,第一如果纠集实施的前款行为属于同一类型行为时,司法人员只需判断这些行为是否达到“情节恶劣”,是否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二是如果是不同類型行为,则处理方式稍微复杂一些。其一是不同类型的行为均构成犯罪且造成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另一种情形是事实内容、行为性质相同,但是实施的行为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为避免罪刑不当,可以将重行为规范评价为轻行为。司法实务中,这种处理方式能够使案件得到很好的解决,更好地起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作用。 
  特别需说明的是,一些网络大V因在微博上发表言论等类似的网络造谣行为而被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这就引发学界对在信息网络环境下寻衅滋事罪的正当性问题。213年“两高”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正是顺应信息网络发展、解决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等新问题的体现。但是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点是信息网络是不是公共场所?司法解释却没有进一步明确二者各自存在的特征、区别。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对“公共场所”的解释应该符合信息社会变化的求。曲新久教授从公共空间属性及信息网络环境下虚假虚假信息的危害性得出结论,即信息网络是公共场所。不可否认,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信息网络联系非常紧密,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社会公共秩序的重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在信息网络上编造虚假和传播虚假信息,符合“起哄闹事”的特征,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完全符合刑法第293条规定的“破坏社会秩序”的求。 
  本文通过以《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为基本点,力图从整体上把握该罪设置的本质,分析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得与失,为实践中更好的适用该罪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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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城政府治理在追求自身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间、执行中央决策与现实基础之间、完成经济目标和维稳目标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一旦治理出现失误,就 很容易成为各种冲突与矛盾的爆发处、“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目前,县级地方政府一方面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导致我国县域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另一 方面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又导致县域政府治理的进一步弱化。正是由于县域政府治理和群体性事件的紧密关系,使我们试图从解决县域政府治理困境这一角度入手,来 寻找解决县域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县域政府;治理困境;群体性事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13)3-28-4
在我国,县域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其县政也是地方治理以及权力运作和政策实施的交汇点,同时又是直接面对民众的地方决策中心。县域政府治 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广大民众的现实利益。此外,县域又是地方治理中最为脆弱的区域。县政是县域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也是县域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直接关系 到地方治理的成败,也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部位。近年来,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大部分群体性事件都发生在县域,从贵州瓮安事件、重庆万州事件、湖北石首 事件再到212年发生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等等,相较其他区域,县域群体性事件暴力程度、影响力与破坏力更大。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表面上看,是由于利 益失衡与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的民众维权事件,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县域政府的治理困境。
一、县域政府治理的困境
(一)有限的“可利用资源”与无限的“经济的发展指标”的困境
在我国,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一切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的宣传口号。县域作为发展经济的主承 担者,从中央到省市再到县,经济发展的任务被逐级分解到各个县域;从“口号”转化成了硬性的发展指标,并成为考核县级官员的最重指标。经济发展的硬性指 标也就转化成了影响县域政府官员“仕途”的“政绩”。但实际上,县域可利用的资源非常稀缺,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缺乏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大多 数县域将发展经济的着眼点和主精力放在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上,越是落后的县域越迫切发展工业。因为缺乏区位、资源等优势,其招商政策也就更加优惠,甚至 可以破坏环境,不交任何税收。一些县域政府采取简单的强制性手段,通过破坏生态环境、出卖土地等来换取所谓的“政绩”,以获得上级青睐和升迁的机会。
然而,在整个行政体系中,只有县域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而上级政权只是监督实施,也就是说,只有县域才有可能直接创造政绩,而上级的政绩则 依赖于县级政绩的依次传递。县域无法达成经济发展指标,上级政府也会受到牵连,所以上级对县级的监督具有局限性。比如县域政府之所以可以采用强制执法来 征收农民土地,实际上背后有上级领导的默许。
(二)有限“财权”与无限“事权”的困境
1994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在县级财政方面,按照现行的中央地方分税体制,税收分成的75%归中央财政,县域最多 只能得到25%。县域政府没有自主征收税费的权力,一切由中央、省控制。这样导致县域财政的收入管道非常狭窄,尤其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财政压力非常 大。而“事权”的下移使县域政府的职能越来越多,县域政府需更多的财政支出进行职能管理。中央党校曾针对一千多名县委书记作过调查,92%的县委书记认 为,县域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等,有钱有权的部门都上收了,花钱难办的事都下放了。财政能力的限制和政府职能的扩张导致县域政府不得不考虑更多的“生财之 道”,来缓和财政收支上的巨大差距,维持其各个机构运转的各项开支。这就在客观上使得县域必然会与民争利。以“土地财政”为例,某些县域政府通过土地开发 和转让来寻求更多的财政收入,不惜动用暴力手段来强占农民和居民的土地和房屋。
(三)有限的“事物决定权”与无限的“事物执行权”的困境
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上,政治上是集权,行政上是分权。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国内的任何事务都有决定权,但因为没有独立的执行机构, 决定的事务靠地方政府来执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政治上虽然没有决定权,其权力基本来自于中央,但地方政府有实际的执行权力。两者形成了中央在行政上 依附地方,地方在政治上依附中央的关系。这种关系削弱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监控,但未能强化后者对地方民众的责任机制。这种关系存在于各层级政权,以县域政 府更为明显。一方面,县域政府总是抱怨自己做不了主,所有事情都请示上级政府,权力下放不够;另一方面却在其管辖范围内运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侵占农民土 地,强拆居民住房,对上访群众采取非法手段,这就是县政运作的权力悖论现象。
(四)“一票否决”的压力型体制的困境
县域政府作为国家最基层的政权,许多工作诸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税费征收等都是上级政府规定的可以实行“一票否决”的硬任务;一旦出现上述 问题,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负全部责任。因此,维系这张脆弱的“责任书”成了政府部门的第一务;想方设法规避风险寻求暂时的稳定成为大多数组织的行动思想导 向;广大干部严格遵守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正因为如此,基层政府这些问题显得特别敏感,他们采取一切手段想把问题扼杀 住,因为一旦出了问题,所有的政绩都将化为灰烬。而动用警力、暴力执法就成了他们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殊不知,采取一味打压的手段,有可能暂时控制住 局面,掩盖问题,但更有可能激化矛盾。
二、县域治理的困境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
(一)一味强调经济指标的完成,引起利益失衡,矛盾产生——群体性事件的“原材料”
县域官员所谓的“政绩”,以是否达到经济发展指标为标准,囿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坚定地以本地经济发展为中心,坚定地以效率优先为重” 成为其必然选择。而一些县域官员片面地将“工业化”作为发展当地经济的最主动力,将“招商引资”与“土地开发”作为主手段,由此带来的是肆意侵占农民 土地、强拆居民住房、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和资源的耗竭,严重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当企业主与民众发生利益冲突时,政府很容易倒向“资本”一边,维护 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强化了资本的强势地位,却造成了对普通民众的“相对剥夺”,形成“强势群体更强、弱势群体更弱”的局面,加剧了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例 如贵州瓮安,由于矿山资源的开采,经济发展迅速,但发展结构严重失衡,积累问题很多,特别是以牺牲环境、资源和群众利益为代价的产业在不断发展,民众意见 很大,最终导致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的爆发。“民怨”、“民愤”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的“原材料”。
  (二)县域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导致矛盾集中——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
有“民怨”、“民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这些“不满情绪”集中起来并针对同一事物时,所爆发出的威力无法想象。一方面,县域政府在巨大的财 政压力下,必然更多地考虑增加财政收入。一些县域政府往往采用“强制性”的财政征收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借执法为名,行敛财之实”。与民争利现象时有发 生,民众利益长期受损。例如江西南康事件就是由于南康市政府将执行新的税收征管办法,而这一文件引起利益相关人的不满,认为新的税额加重了负担所引起的。 另一方面,事权的下移使得县域政府管得越多,矛盾也越多,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政策怎么说的,到了县一层可能他们不一定完全照办,本级政府觉得怎么合适就怎 么处理。县政府直接和老百姓面对面,没有过渡了,所以很多矛盾直接指向县域政府了。县域政府直接面对群众,大量的矛盾聚焦于县政,民众就会把社会不公平感 和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归因为县级官员的“胡作为”和“不作为”,并相互倾诉唤起人们的情感意识,形成“信念同化”,对群体性事件起催化作用。这时,只 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三)县政运作的权力悖论现象,激化官民矛盾——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县政运作的权力悖论,使县级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既充当“球员”又充当“裁判员”,当民众希望通过合法利益诉求来解决其利益受损问题时,这势必 会影响某些县级官员的利益,因此其在对待上访群众的手段上,任意违背中央政策,采取截访、销号、拘留、罚款、劳教、判刑、连坐等控制手段进行压制。社会公 众对体制内解决利益诉求的信心被逐渐侵蚀,大量“不满情绪”积聚在一起,很容易转向更为激进的抗争。如果这种愤怒在短期内得到了转移或者发生了多次较小规 模的“余震”,一般不会产生太大的危害;但是,如果愤怒长期积聚,而且又不能得到有效地疏导和化解,就会带来令我们无法预料的大爆发。在缺少民众利益诉求 渠道的县域,就像一个缺少“安全阀”的大锅炉,只出现“官与民”或是“富与穷”的对立,就很容易激发民众的不满情绪,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或一场常见的民 事纠纷,都有可能触及公众敏感的神经,成为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的导火索。如在重庆万州事件中,事件的导火索只是因为挑夫余继奎被某水果批发市场临时监管 员胡权宗及其妻子曾庆容殴打,腿部受了点伤。
(四)“一票否决”的压力下,打压合理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的“助燃剂”
在群体性事件初期,民众只是希望通过“游行”、“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希望给县域政府施加压力,来尽快解决问题,只妥善处 理即可以化解。可是在“一票否决”的压力下,一些县域政府视游行、上访、示威、罢工、罢市等等为洪水猛兽。在这些事件还没有发生时,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和控 制,把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当成是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而被“和谐”。如果事件已经发生,则极力“对上隐瞒,对下压制”,出动警力,强力打压,不但错失了解 决矛盾的最佳时机,反而为群体性事件的再次升级供了条件。如孟连事件中滥用强制手段、东阳画水事件中多次高压威慑,正是这些“终极刺激”使事件陷入失控 状态。
三、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进一步加剧县域治理的困境
(一)县域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导致政府权力分化严重
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综合治理”和“经济发展指标”是其考核的两个最重标准,如果其中一项没有达标,则官员的“仕途”就会受到很大 的影响。所以,一些县域官员为了达成经济发展指标,发展GDP,不惜暴力征收农民土地,希望顺利通过考核。可是如果农民有了相应的反映,作出上访、引发群 体性事件甚至“自燃”等过激行为,那么“社会综合治理”将无法通过考核。这使得县域官员陷入两难境地,既保证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顾虑民众的反应, 使得县域权力分化严重,导致了县域治理的进一步弱化。
(二)县域政府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力,导致政府合法性流失
一些县域政府简单、粗暴地动用警力强力打压群体性事件,所带来的间接后果是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使其合法性流失,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控制和动员 能力下降,导致县域政府治理困境的进一步恶化。其一,社会的控制能力下降。如果群体性事件频发导致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县域政府却无力解决,民众会对政府的 信任感丧失,退而选择采取非法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以暴制暴”之类恶性案件持续升高,社会治安环境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其二,社会动员能力下降。 基层官员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众对执政者的拥护和服从,它是与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相联系的。因此,合法性危机又表现为社会价值的危机,而且 主是对执政者所主张的价值观的怀疑和否定。一旦产生合法性危机,县域政府在动员民众遵守某一政策或制度时,民众会产生怀疑并不拥护和参与政策。失去民众 的支持,县域政府想完成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就更加困难。
(三)群体性事件频发,导致县域权力人民性流失
县域权力的人民性主表现在民众对县域政策制定的参与程度,成为县域权力监督的自发力量。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从侧面反映出民众渴望参与政策制 定、县域治理的热情,但由于缺乏制度性的民众参与渠道,民众的治理参与更有可能增加县域治理的风险。政府对吸纳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变得更加谨慎,宁愿限制参 与也不愿增加治理风险,最终导致人民性流失。缺少民众参与和监督的县域权力,很容易超越县域政府的边界,形成治理危机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恶化县域政府治理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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